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根据杨秀吉的介绍，OECD当时只建议韩国政府放宽长期国际资本流动，而不是短期资本流动; 但韩国政府恰恰顶住经合组织要求放宽长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压力，做出了放宽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限制的决定。结果显而易见，一年后，韩国银行和金融体系成为了财阀游说政府的牺牲品。

    面对巨大的空缺，韩国别无他法，只有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援助。

    1997年11月19日，姜经植被解职，林昌烈从他手里接过了副总理以及财经部长这个烫手的“山药”。林昌烈个子不高，言谈中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个自信甚至有些自负的人——他不容别人打断自己的思路。然而，在与IMF的谈判中，林昌烈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他的自负被打击得荡然无存。在美国和日本接连暗示不会在IMF框架之外给予韩国任何援助之时，林昌烈感觉自己被拴在IMF这一根绳上任人摆布。

    尽管一再表明，“只有在不损害韩国政治的前提下才会同意IMF的一切要求”，林昌烈面对时任IMF主席米歇尔·康德苏和美国的强硬姿态，最终全盘接受了IMF针对韩国公司、金融机构、公共领域以及劳动力市场的指定一揽子改革方案，甚至包括接受实行高达30%的高利率和低于3%的GDP增长速度。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两个要求给韩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12月3日，最后的谈判达成。林昌烈沉痛的表情与康德苏轻松快乐的表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林昌烈在电视台发表讲话时称：“我来这里是为了请求全国人民的原谅……这些痛苦和负担是为重建和恢复我们在世界金融领域的信用的代价。”

    当时的韩国媒体一片哀号。“国家破产了”，“国家丧失了经济主权”，这样的新闻大标题出现在韩国报端。有人甚至称：“韩国沦为了IMF的殖民地！”

    一个有着被入侵和殖民历史的国家，很容易对任何涉及侵犯主权的行径产生反感，人民有这样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林昌烈眼中，从IMF获得资金是韩国解决清偿危机的唯一途径；在杨秀吉这样的经济学家眼中，关注点也不在经济主权，而在于IMF提供的拯救政策是好是坏。

    “我完全支持IMF当时提出的公司改革处方、劳动力市场改革处方，甚至政府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改革。”但杨秀吉也告诉《商务周刊》，“IMF的高利率处方有些矫枉过正，机构重组的意义也被过分夸大。或许，韩国本不必应该承受那么大范围的失业和企业倒闭。”他认为，这是IMF的错误所在。

    但无论对错，IMF已经替韩国政府，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之时当选的金大中政府做好了功课。接下来如何去或是否能恢复韩国经济，就看金大中和他的新政府如何贯彻这些改革方案了。

一丝不苟的执行者

    与前任相比，1998年2月正式上任的金大中在学者和百姓眼中都是一个聪明人，他不仅学识渊博，饱读诗书，而且非常擅长演说。他是第一个参加电视访谈接受公众辩论的韩国总统。熟悉金大中的人说：“他可以不用稿子，跟周围的人辩论上两三个小时。”提起他，今日的韩国百姓无不表示爱戴和尊重。

    “是他带领韩国走出经济危机的阴霾。”年近花甲的申炫得，常常在家附近的一间小酒吧泡上一杯大麦红参茶，看看报纸。谈起10年前的金融危机和金大中，老人家依稀还记得，“当初为了响应他的号召帮助国家渡过难关，我把自己获得的唯一一块金牌都捐献了出去。”

    金大中就是这样一位受民众爱戴，并且擅长说服韩国民众接受棘手的政治决策的总统。上任伊始，他开始一丝不苟地贯彻IMF的处方。

    作为IMF实施救助的前提条件，韩国必须首先实施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和资产结构的改革。1998年2月，韩国政府出台了针对财阀集团改革的《公司改革五项任务》，这是一个月前金大中和韩国五大财阀（现代、大宇、三星、LG、鲜京）掌门人在一次早餐会议上商议的结果。一个星期后，现代集团首先宣布推出公司的改组方案，几日后，三星效而法之。

    事实上，财阀集团同样也不能再等了。到1997年底，韩国28家最大的企业集团负债总额为1775亿美元，企业平均负债率高达450%。其中现代集团的债务一度高达660亿美元，占韩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0%。财阀集团改组迫在眉睫。

    根据《五项任务》以及后来补充的三项补充任务，IMF为韩国企业集团开出的药方包括“提升企业管理透明度，取消公司子公司间互相贷款担保，优化资产结构，制定企业核心业务，增强企业经理和大股东对小股东们的责任感，限制集团子公司内部不公平内部交易，剥离金融业务出去，以及禁止大股东转移股份给后代”。“5+3任务”为韩国企业集团重组设定了基本的框架。在这一框架下，金大中政府采取的措施关键词有三: “关闭、帮助和交换”。针对“重度患者”，即那些被挑选出来认为没有存活希望的公司，通过破产、变卖、合并以及法庭接管等措施对其实施“安乐死”，直到1998年6月，一共有55家公司关闭；其次，那些负债严重但却仍然有存活希望的公司，韩国政府则要求债权银行对其实施帮助，1998年6月前，共有83家公司得到了自己的债权银行的资金支持，走上了重组的道路。

    然而，对于那些占据产业支柱地位的大财阀又从哪里入手，同时又不会招致后者的过度反对？这个复杂而微妙的问题困扰了金大中很久。1998—1999年担任金大中政府财阀重组工作小组首席经济学家的三星经济研究所国际研究部部长金荣涣告诉《商务周刊》，政府当时实施了“大规模业务互换”政策，也就是俗称的“大交易”——大企业之间相互交换企业公司，以解决金融危机前这些公司积累的重复投资和企业规模过大的问题。
“政府的初衷是好的，但在很多情况下，‘大交易’却没有达到最初的目的。”金荣涣感慨到，很多交易简单沦落为两个公司的合并或A公司购买B公司，业务互换的目的并没有如期达成。例如三星并没有遵照政府的计划把自己的重工机械卖给韩国重工集团，而是与后者合并成立了新公司；现代火车、大宇火车以及韩进火车公司虽然如期合并成为新的韩国铁路集团，但三大集团仍然各自持有股份；而人们所期待的现代石化与三星化学的合并始终也没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