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昌烈的算盘是这样打的: 日本银行在1997年1—11月期间贷给韩国公司的款项数额高达150亿美元，这比当时韩国的外汇储备还要多。如果能够获得这些短期贷款的展期，韩国不仅立刻减轻了很多外债负担，而且也为自己与IMF的谈判增添了筹码。
林昌烈在东京见到了日本财务大臣三冢博，但三冢博明确告诉他：日本愿意支持韩国，但必须在IMF的方案框架下。言下之意，韩国应先与IMF完成谈判，敲定协议细节，然后日本才会对韩国施以援手。
林昌烈彻底失望了。在首尔，还有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正在等着他。林昌烈就像一个无路可逃的猎物，只能硬着头皮向明知是陷阱的方向走去。
11月27日，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戴维·利普顿抵达首尔，他带来了美国财政部长鲁宾的讯息：“如果韩国人愿意采取果断的措施，改变他们的经济运行方式，美国就会帮助他们，如果他们不愿意，美国就不会帮助韩国。”
利普顿的出现不仅给谈判定下了基调，而且向韩国人表明了美国可以在幕后对IMF施加影响。谈判中的林昌烈深深感受到了这一点：“在双方协商过程中，利普顿有时会利用休息时间把IMF的官员叫出去谈话，而无一例外的是，每次这位官员一回来，他的立场就发生了变化。”
12月初，韩国可用外汇储备仅余57亿美元，林昌烈没有任何时间再犹豫了。他接受了IMF提出的大部分改组计划，但在利率问题上，林昌烈依然想做最后的努力。他在等待一个人的到来，这个人就是IMF常务理事米歇尔·康德苏。
12月3日大清早，康德苏和他的夫人抵达韩国金浦机场，在被一堆记者“围攻”之后，康德苏立即赶到林昌烈的办公室。在那里迎接他的，是林昌烈和韩国政府在谈判桌前所做的最后挣扎。
双方争论的焦点放在了利率水平上。为吸引外来投资者，康德苏认为目前的韩国的利率水平应该翻倍，从12.5%提高到25%。林昌烈表示了他的极大担忧，他担心这会影响韩国的众多高负债公司。但康德苏的答复是——高利息政策是IMF的传统处理方法，必须实行。
面对强硬的康德苏，林昌烈知道自己根本就无牌可打了。最终他选择了让步，不过林昌烈还是表现了韩国人的顽强，聪明地要求对方在关于利率的这一条协议上加上了“暂时”一词。林昌烈暗下决心：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实施好利率政策，然后尽可能地降低利率，避免更大的损失。事实上，自1998年2月17日韩国经济状况好转之后，利息便开始下调。
12月3日下午6点半，韩国终于签署了“城下之盟”。协议规定：IMF将给予韩国一揽子贷款超过550亿美元，韩国同意采取一系列措施开放经济，以获得更多外国资金，并提高金融领域的竞争，同时削减韩国家族财团所欠的银行债务。
谈判结束后，市场给予了积极响应。12月3－5日，韩元对美元比价上升2.5%，股票市场反弹15%。
眼看着一切都在向良好方向发展，林昌烈没有想到，自己却在这时经历了金融危机期间最困难的时刻。
与IMF达成的协议，遭到了国内平民百姓和媒体的强烈谴责。韩国权威报纸《东亚日报》的一篇社论这样悲叹到：“接受IMF接管，相当于丧失了国家的经济主权。”这样的评论让有着强烈民族精神的林昌烈很受打击，然而，令他更感到挫败的是，原本表示支持IMF接管计划的总统候选人金大中竟然对他“倒戈相向”。
12月6日，面对民意不利于财经部和IMF协议的情况，金大中的竞选团队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如果我们当选，我们将与IMF重新谈判！”鉴于金大中已经铁定将成为新一届总统的候选人，他的立场转变不仅将林昌烈和财经部置于民意的对立面，成为了“孤家寡人”，而且更危险的是这一转变给市场带来一片恐慌。
12月18日，韩国总统大选。这一天，韩国经济危机也史无前例地陷入最危险的崩溃边缘：刚刚开始回升的韩元又跌到了1630兑1美元的水平；可用外汇储备降至39亿美元；更糟糕的是，林昌烈还收到了一份世界银行发自华盛顿的关于推迟提供资金的急电。
第二天，金大中当选为韩国第15届总统，然而，此时的韩国随时都面临着破产的危险。
林昌烈顾不得新总统将自己置于的尴尬境地和政治忌讳，金泳三总统结束任职当天，他就要求与新总统会面。
面对新任总统，林昌烈一字一句的说：“如果您改变了支持IMF援助的主意，您将接手的就是一个近乎破产的韩国政府；如果您不想看到这样的局面，您就必须同意IMF的协议。”
经受了7年牢狱之灾的金大中总统以“反独裁”和“争民主”的旗号获得了广大韩国人民的支持，他自然深知顺应民意是自己最大的后盾，更深知林昌烈这些话的份量。24个小时后，金大中最终接受了林昌烈的建议。在当选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公开宣布，新政府将支持IMF的援助协议。
至此，林昌烈终于能够松上一口气了。他很清楚，只有当韩国的政治局势明朗，而且金大中也干脆地答应经济改革之后，市场尤其是外国金融机构才有信心兑现自己对解决韩国严重经济问题的承诺。
果然，12月24日的圣诞节前夜，IMF承诺在30日前向韩国提供100亿美元的资助，同时，七国集团也纷纷同意对韩国的短期贷款展期。
召开记者会宣布这些消息之后，林昌烈和财经部的属下在凌晨聚在一起会餐。餐馆的电视中正好播放着韩国国民听到国家度过危难时刻的新闻。“我们终于可以吃得起饭了，”电视里的大叔高兴地拍手说到。而只有在此刻，林昌烈才感到，自己终于实现了对韩国人民的承诺，但那是一种非常心痛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