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的惊慌给欧洲提了个醒，紧接着引发出一系列连锁反应。以法国为代表的部分欧盟成员国在涉及能源等重要经济部门的一系列大规模并购交易中频频实行政府干预，排斥外国企业的并购行为。比如法国政府力促法国燃气公司并购能源巨头苏伊士公司，避免了意大利电力公司与苏伊士公司的合并。面对欧盟机构和其他成员国的指摘，法国政府依然明确提出要实行“经济爱国主义”，并列举出包括生物技术、国防、核能等10个重点保护的经济部门。西班牙政府则顶住来自欧盟委员会的压力，以保护能源安全为由，通过法律途径限制德国电力巨头意昂公司对西班牙公用事业公司恩德萨的收购。而德国防止本国汽车企业不被外国公司收购的“大众法”，也一直被认定为不符合欧盟关于资本自由流通的规定。

    英国财政大臣、候补首相布朗在4月份欧洲财政部长非正式会议的发言中明确表示，欧洲国家处于对全球化的恐惧，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保护倾向。他大声呼吁欧盟加快改革步伐，开放市场，反对欧洲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实际上，欧美的贸易保护主义并非无源之水。从历史看，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在西方国家基本是交替进行的，总的来说还是贸易保护占据优势。理论界一直把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的出版视为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创立的标志。作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奠基者，斯密鼎力主张对内实现自由放任，对外实行自由贸易，主张降低关税和取消出口补贴和奖励金，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然而，真正贸易自由的历史非常短暂。”梅新育表示，从规律看，只有强大的国家才从自身利益出发倡导自由贸易。

    “事实上，没有超越国家利益的自由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梅说，当一国原有的国际竞争优势面临威胁或即将失去时，贸易保护主义就会自然抬头；而当一国变成强国时就会率先打破贸易保护而提出自由贸易。1840年代开始的一轮自由贸易浪潮是由当时的大英帝国率先提出和实施的；1940年代后的第二轮自由贸易浪潮，则是由在二战后掌控世界经济体系的美国强力推动的，

    虽然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开放，WTO一轮一轮地谈判降低关税，但非关税壁垒仍在持续加强。据统计，到多哈回合，各类非关税壁垒已达3000多种，并且借助于WTO的免除条款、利用公平贸易的借口，逐步走向双边和歧视性贸易，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保护制度和机制，限制的范围已扩展到劳动力标准和高技术领域。
梅新育说：“在自由化的旗帜掩盖下的各种贸易保护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矛盾性和欺骗性。这些都给近年来外贸增长记录不断被刷新的中国带来了严峻考验。”

    此外，欧盟和美国的现实压力也有可能使得他们短期内更趋向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国会自民主党掌权以来，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已经成为共识，接下来又是大选年，可以肯定，对待中美贸易的鹰派态度不会宽松。至于欧盟，除了已经展现出来的种种迹象外，一个新的背景是，6月22日晚间，两年多来毫无进展的《欧盟宪法草案》重新修订后，在德、法两国推动下，各国于最后一刻最终达成一致。正如德国总理默克尔所说: “新条约的签订将向世界展示一个更为统一、更为强大的欧洲，欧洲各国在今后的国际事务中，会用一个声音说话。”

    默克尔按下不表的也许就是，缓和了内部矛盾的欧盟，在它的火车头德国今年经济增长重现活力、失业人数首次低于心理防线等良好表现的带领下，今后在国际事务中会更自信、更强硬，也有精力腾出手来处理更多欧盟认为重要的事务，比如减少对华贸易赤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