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制定知识产权制度时，并不能只采纳“学院派”专家的意见。因为“学院派”式的政治建言者们只关心西方制度的内容，并不了解西方制度具体是如何在社会运转中发挥作用的。知识产权保护需要严谨行事，因为它事关各种责任。只有权利和义务之间平衡的制度设计思路，才能从这件非常复杂的事情中理出头绪。

    《商务周刊》：那么在您看来，我们怎样在您所说的“中国经济新时代”中建立一种有效的创新制度？

    斯蒂格利茨：一个完美的创新系统是各种有效因素的有机结合，包括政府金融支持系统、奖励体系和专利保护系统。政府对技术创新进行资助时，应主要集中于学校、公共实验室，或者公司的基础研究项目中。奖励体系主要是提高知识产权对于社会价值的回报，比如我们应当多奖励治疗疟气等这类能够产生普及效应的技术研究，而不应当使知识产权成为垄断的力量。因为中国需要在发展市场经济中提高技术竞争力，所以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垄断，限制知识传播，或者通过垄断提高应用该项技术的价格，肯定是不可取的。

    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和专利系统应当有利于市场竞争，并且成为发展经济的动力。当更多的技术成果能够让中国国内每个人以低成本享受并使用时，这将是非常了不起的成果。

    我注意到，那些公众知识可以私有化的领域，往往是人们最热衷申请专利的方向。但是当公众需要这些专利带来的成果时，资源又会变得稀缺。我认为，中国在政策层面应更多支持那些能为社会带来前进动力的技术研究。这些研究能够降低资源消耗，而不一定是以节约劳动力为目的。

    所以，我们必须在良好的信息传播中，从政策层面引导技术研究方向，避免新专利体系的不平衡。我认为，中国知识产权体系应当从美国体系中吸引教训，而不是照搬或者屈服。

    创新系统是中国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领导人所提出的建立和谐社会新模式想要成功，就必须意识到中国专利系统与发展目标的不适应性，而不是专注于GDP这样相对狭隘的发展目标。

    现在，美国已经修改了《破产法》，因为原来的法律条文对那些失去偿付能力的人过于苛刻，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这就是说，西方社会会考虑各种与市场相关的因素和一系列目标，而社会目标通常会是一系列制度中优先安排的因素。我想，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建立有效的创新体系时，应该同样以社会责任为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