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七大”召开之前，关于中国民主的标准、形式和实现路径等问题，各种意见观点得到了一次空前的集中阐发。就此，5月15日，《商务周刊》对房宁进行了专访。
《商务周刊》：在“十七大”召开前，关于“民主”的话题又热了起来，无论理论界还是普通民众都非常关注，很多学者也不断围绕“什么是民主”、中西民主制度比较以及中国民主政治改革路线图等发表文章。作为一位政治学者，您如何看待民主？
房宁：关于民主的讨论中有一个误区，就是把民主的形式当成民主的内容了。比如说选举、多党制和议会制等等，这些的确是西方普遍采取的民主形式。但它们毕竟不能等同于民主本身。把民主的形式当成民主本身是个很大的误区。所以，当自由主义者没有看到西方常见的民主形式的时候，就判定中国没有民主，而全然不顾中国的历史、国情，这表明他们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并不理解。
看待民主应当首先从本质看。没有一个社会和国家是为了民主而民主的，是为了追求某种民主的形式而实施民主的。民主不是摆设，民主是为了解决社会发展的具体问题，为了实现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出现、而存在的。因此，我们认识民主，有一个客观标准的问题，这就是要看：在这种制度下，人民的意愿能否得到充分表达，人民权利能否得以充分实现，人民的权益能否得到充分的保障。进一步讲，这种制度能否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能否保障经济社会的发展，能否实现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总之，能否促进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这是衡量一个制度是不是民主的制度，是不是一个好的政治制度的根本标准。其他的标准都是次要的，因为民主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和社会的进步发展。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解决了民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个制度就是好的制度。不能脱离具体的环境和任务，来抽象地谈民主。
《商务周刊》：现在国内外对于中国的民主政治道路还有很多争议，争论的焦点仍是老问题：中国的民主为什么不实行现在绝大多数国家都采用的那种民主形式。在您看来，民主具有普适性吗？
房宁：民主是人类的普遍追求，民主作为一种价值观包含一定的普适性。但目前西方世界普遍认为自由民主制度就是世界上统一的民主标准，我不同意这个看法。各国的民主道路、实现民主的形式是特殊的、具体的。制度是人的选择，但选择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根据客观历史条件进行的。人们是在客观历史条件提供的可能性空间中选择和创造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是由历史定义的，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民主道路，从根本上讲，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历史、国情和国际环境。
中国搞民主政治建设，一定要考虑中国的历史和国情，考虑现阶段我国的经济文化社会状况和面临的主要任务，考虑当前的国际环境。历史条件不同、面临的任务不同、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民主的道路、民主的实现形式就会有所不同。民主一定是“国产”的好，不宜搞引进和模仿。一个国家的民主是发生于这个国家和民族所处历史环境的，每个国家和民族都会有自己的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也就是说，民主是内生的。
商务周刊：刘熙瑞教授在《人民论坛》杂志上撰文认为，中国的民主模式已经确立。而最近，“印度信息网”也明确提出了“中国式民主制度正日益成为世界民主制度的一种新模式”，您认为，中国式的民主模式存在吗？
房宁：我赞同刘熙瑞教授的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模式应该说基本形成，其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三统一”：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最近在《求是》上发表的社科院文章，核心讲的也是这些问题。中国的民主是历史困境中的选择，求得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主题。这一历史主题设定了中国自近代以来各种思想理论、政治力量、社会运动的历史价值和现实命运，规定了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基本路径。
如果用历史的、具体的眼光看中国的民主，而不是抽象地谈论中国民主，自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的发展历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实现民族自决阶段、实现社会平等阶段和逐步扩大个人自由权利阶段。这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迈出的三大步。在这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中，民主政治的实践内容也是不同的。
民主对于正在致力于现代化建设和实现民族复兴的这个国家来说至关重要。民主要为中国迅速发展的经济和迅速变动的社会提供一个合适的政治结构，以容纳和促进其发展，保持其活力与稳定。中国的民主建设不仅是一种政治实践，也是一种思想观念建设。因此，我们要在自己的实践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民主理论和话语系统，没有自己的理论和话语支撑，实践就缺乏自觉性，就没有底气，就会受到干扰。
《商务周刊》：目前，围绕民主问题，学术界的思想很活跃，表达了各种主张，比如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您对这些观点怎么看？
房宁：目前，学术界有三种主张值得关注：
一是主张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主张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民主就是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党要与国家政权脱离。二是扩大竞争性选举。主张不论是党内民主还是国家民主，都加强竞争性，扩大竞争性选举。三是主张中国民主要向西方学习，因为西方在民主发展的贡献最多，中国现在搞市场经济，更需要学习和引进西方的民主形式。
毫无疑问，选举、协商、监督是实现民主的基本形式，但它们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于具体的民主制度之中，如西方的议会制、多党制，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等。在我国的各项具体政治制度中，选举、协商和监督等民主形式得到了广泛运用，如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人民群众通过选举人民代表组成各级国家权力机关，行使人民主权；实施基层民主自治制度，人民群众通过直接选举产生自治组织的领导人。我认为，在现阶段，发展民主协商和加强民主监督，是我们探索和完善民主形式的重点。这是由现阶段国情特点和面临的主要任务决定的。我国正处于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与问题的多发期。在这一时期协调各方利益，化解各种矛盾，实现社会和谐，是最重要的社会发展目标，而发展民主协商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制度保障。市场经济因素对社会主义民主具有两面性，市场经济在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推动力的同时，也导致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因此，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防止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及其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和对权力的腐蚀，就成为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而加强民主监督则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防范和遏制腐败的制度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