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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少的人还相信：更多巨大的工程业绩可以解决我们的水问题，或者别的什么问题
“几乎国内所有水利研究机构都已汇聚在西南各省。”一位水利专家对记者说。目前，中国水电行业的主战场已转向以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等三大水电基地为主的西南水电开发上。
在水利部某研究所，记者看到了国内大型水电站规划图。图中以红字标出了未来20年在建和拟建的大型水电站。规划明显集中于西南各省，尤其是四川，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红点。该研究所专家解释说，这些标注出来的水电站已完成或正在开展可行性研究和初步设计，有些已经在今年开工。
据介绍，在中国西南的江河上，20年内在建和拟建装机容量超过300万千瓦的巨型水电站将超过10个，加上已建成的二滩电站，这些巨型电站装机总容量相当于5个三峡电站。
由于大型水电工程的风险显而易见，建设期有水文、地质方面的自然风险，移民费增加、物价变动带来的造价风险，运行期还会遇到水文、移民、电力市场等回报方面的风险，而且还伴有对环境的巨大未知影响。因此，中国的大型水利工程一直在激烈的争论中执著地进行。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水坝最多的国家，其中大型水坝占全世界总数的45％。在连续几十年的能源开发后，中国境内只有怒江和雅鲁藏布江江水能够自由奔腾而下，不受大坝阻挡。
因此，当国家电力公司下属华电公司装机容量2100万千瓦的怒江13级梯级水电站计划一经公布，立即引起各方强烈反应。华电公司计划在怒江上游的马吉建设龙头水库，其中包括一个300米高，据称全世界最高的水坝。蓄水后，将淹没大片的没有人烟的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
今年9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主持召开的“怒江流域水电开发活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专家座谈会”上，两派专家发生激烈争论。来自生态、农林、地质等领域的30余位专家一致对此开发持反对意见，但发改委和水利电力系统的代表打出“经济发展”需要的鲜明大旗，而且认为“怒江建坝是有效扶贫”。
怒江是中国惟一的傈僳族自治州，至今还是云南乃至全国最贫困的民族自治州。该州98%以上的土地为高山峡谷，58.3%的区域面积纳入自然保护范围，财政自给率仅为14.7%；全州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935元，50%的农民群众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据怒江州计委办公室主任赵振中介绍，2002年，怒江全州地方财政收入仅为1.05亿元，丰富的木材资源和矿产资源不能开发，至今还没有建立起支撑地方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
在座谈会上，来自云南大学的党承林直言，一味讲保护植物、动物，是没有体会到怒江人民的切肤之痛。他承认，从生态的角度出发，所有的河流都不开发最好，但他又强调，怒江州可供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十分有限，怒江地区生存条件的恶劣超出了一般人想像，而水电开发，“至少是迄今为止一条可实现的对怒江州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途径”。
今年10月，受云南方面委托，国电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提交了一份名为《怒江中下游流域水电开发与环境保护情况简介》的报告，认为怒江全部梯级开发后，每年可创造产值340多亿元，直接财政贡献可达80亿元，其中地税年收入可增加27亿元。开发后，实现以电代柴，怒江每年可节约50万立方米现在被当做燃料的木材，并将给当地带来44万个长期就业机会。
电力部门的有关专家和官员还同时强调兴建大型水电站对缓解当前中国能源紧缺的作用。今年中国出现了大范围的电力紧张问题，最新的例子是，从11月5日开始，湖南省的14个地区已陆续开始计划用电，长沙市更宣布首次实施“开三停一”的用电原则。据称，这种状况将一直持续到明年3月份。同样受到困扰的还有上海、广东、广西、浙江、山西等地。国家电网公司近日发布的预测报告指出，明年全国用电量将达到20910亿千瓦时，增长11%左右，净增用电量约2070亿千瓦时，拉闸限电的地区将再次增加。
但大量兴建大型水电厂是否能真正解决问题，一些专家也表示了异议。
位于雅砻江下游的二滩水电站是我国20世纪末建成投产的最大水电站，装机容量330万千瓦，是雅砻江干流上规划建设的21座梯级电站中的第一座。1999年年底，二滩水电站建成投产后，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室主任袁钢明曾专程前往考察，他对《商务周刊》说，他看到了280亿国家和世界银行贷款建成的具世界先进水平的巨型电站，但他同时还看到，水电站只有一台机组工作，其余4台闲置，原因是电站发电成本太高。据计算，由于贷款负担太重，二滩每度电的成本价大约在0.4元左右，比火电价格还高出1/3到1/2，而一些小水电的成本可以低至0.1元/度，二滩毫无竞争力。
中国地少人多，大型水库往往淹没损失巨大，而在深山峡谷中的水库虽可减少淹没损失，但需建高坝，工期长，投入高，还贷压力大。二滩水电站于1987年9月开始前期准备，1991年主体工程开工，1993年截流，1998年第一台机组并网发电，1999年12月才全部建成投产。袁钢明看过二滩电站后，还曾沿江考察了上游的几个小水电厂。相比之下，小水电厂投资小、周期短、成本低。“在水利工程中，没有规模效益。”袁钢明认为，“水利工程越小越好，干流最好不要建，尽量建在支流上。”
按照以上计算，规划中的大型水电厂能否产生效益令人怀疑，而且事实上，怒江大峡谷险峻陡绝，人烟稀少，弹石路已经是当地最好的公路了。如在此兴建大型水电项目，必须有庞大的物资和后勤保障，本地连相应施工人员的生活物资都无法提供，很可能出现像西藏那样，一名一线人员需要有8个人做支持工作，且不算其对当地生态的影响，光生产、生活物资运输过程中，费用和路途中的损耗也都将几倍于其他地区。
一些专家提及，国内水利工程最主要的问题是贪大，由于项目的论证往往由水利工程师完成，对成本和投资收回考虑不足。而尽管中国确实有部分地区存在供电不足问题，但电网间、国家电网与地方电厂间的互联互通是造成区域性和时段性缺电问题的主要因素。在东南沿海，大批10年前上马的地方电厂开工不足，至于被认为更有效率的小水电，则因为得不到国家的任何资金支持，地方政府无法从中获益而得不到重视。
与此同时，中国民众也越来越警惕于巨型工程的未知后患。经过今年8月的渭河大水，43年前建成的我国第一个大型水利项目——三门峡水电站的泥沙淤积最近再次引起关注。10月31日，央视《经济半小时》播出了“渭河水患灾起三门峡”的专题节目，当年的两位工程倡导者、组织者张光斗和钱正英终于公开承认，三门峡工程是一个错误。
自美国1964年提出的西部大水电联盟（NAWAPA）、加拿大计划耗资1000亿美元的格兰德运河（GRAND）以及前苏联西伯利亚河流改道工程胎死腹中后，近20多年来，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型水利工程上马，只有中国除外。
即使河流开发的议项仍然定期以新的面貌出现，但已经越来越少的人还相信：更多巨大的工程业绩可以解决我们的水问题，或者别的什么问题。就像1964年年底，周恩来召开治黄会议讨论是否炸掉三门峡大坝时所做的沉重检讨：“对于大江大河的问题，不要知道一点就以为自己对其他都了解了，这几年的教训应该深刻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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